懋功在四川什么地方（川西剿匪的代表—惊动中央的懋功县三次争夺战）

引子

＊本文摘自冯力编著的《剿匪大纪实》

四川省懋功县，古称金川，清代乾隆两征金川后，设懋功屯务厅；民国3年改设懋功县，隶属于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区；解放后，1953年改懋功县为小金县。小金县人口只有77000多人，主要为藏族聚居之地。

正文

1950年底，四川境内的残匪，活动地区主要在省县结合部山区，这些残匪极其狡诈，活动分散隐蔽，有些人甚至还混入我区乡基层政权组织和农会等群众团体，他们挑拨党群关系，破坏农业生产和社会治安，并不断策动反动分子参与暴乱。

在土匪的这些叛乱活动中，尤以川西懋功县的三次争夺战具有代表性。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场的紧急形势，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的命令》，几十万雄师，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正式拉开帷幕。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使蒋介石误以为利用美国力量光复大陆的时机已经到来，加紧了对大陆的反攻，原先的潜伏武装也一跃而成为重要的内应。

此时，蒋介石最看好的根据地是“甘青川边游击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大本营就设在懋功县。

四川懋功县，1953年更名为小金县。

这里地处川西北丘状高原山地，四面被4000米以上的雪山环抱，冬季常常大雪封山，交通阻绝。北起懋功境内小金川的夹金山，绵延懋功、康定、泸定、宝兴、天全等五县，最高峰5338米。

成都解放前，蒋介石就看好懋功，授给匪首周迅宇“中将游击司令”军衔，许诺“戡乱复国”后让周当“四川省主席”，还通过电报委任了懋功当地的40多名藏汉实权人物、土司头人为“少将”，此外还给他们调拔了大批武器弹药及与台湾方面保持联络的电台等。

1949年12月27日，成都解放，大批国民党要员及散兵游勇先后逃到懋功，其中原国民党“少将”级军官就有20多人。较大的匪首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刘野樵，国民党第十六战区专员何本初，国民党重庆警备司令部杨森部下134师少将师长李福熙，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少将教育长兼“游击骨干训练班”主任王旭夫，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少将政治部主任兼《阵中日报》主编周勉之等，加上当地女匪首杨孙永贞等人，可谓群魔荟萃。而他们属下的土匪，少说也有万余人。12月底，懋功、靖化等地首次被土匪占据。

1950年1月中旬，西南军区曾指示驻川、康的25个师迅速分遣各地，开始全面剿匪。首先集中兵力肃清交通干线两侧富庶地区匪患，确保交通顺畅，再向边远地区发展。因为忙于川西平原和腹部地区的剿匪，一时无力顾及偏远的懋功，这里的土匪迅速泛滥成灾，土匪人数到 1950年5月底。实际已发展到30000余人。

周迅宇逃到懋功后，土匪更加猖獗。他们通过电台频频与台湾联系，在懋功各地自立法规，自收捐税，封锁交通，恢复原国民党县、区、乡、保等各级组织，公开组织和训练部队,叫嚣“共产党五年也休想夺回懋功”。

周迅宇毕业于黄埔四期，是军统创始人之一，又是在上海策划、参与杀害著名进步人士杨杏佛的凶手之一。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军统成都站少将稽查处长，是成都地区军统的总头目。成都解放前夕，周迅宇一手制造了成都大屠杀，企图炸毁成都未遂。

成都解放后，周迅宇先后在郫县、崇宁、三汇口等地组织土匪暴乱，失败后，带了30多名心腹和新入伙的伪专员何本初等，逃到懋功县木坡。

周迅宇密谋分三路发动叛乱，由周迅宇负责懋功、汶川、宝兴三县；何本初负责松潘、理县、茂县；傅秉勋负责大金、丹巴两县。

1950年7月2日，国民党保密局毛人凤发来电报任命周迅宇为匪“川康边区人民反共突击军总指挥”。

这时，经过一系列重点围剿，四川腹心地区基本净化，我军开始抽调部队进剿懋功土匪。

8月，川西军区决定，彻底解决懋功极其猖獗的匪患，重新解放懋功。

川西军区兵分三路，从灌县、杂谷垴和西康省的丹巴出发，向懋功、靖化进攻。179师师长吴仁宏率领一个加强营茂县军分区副司令员门国梁和分区政治部主任姚晓程带分区部队四个连，西康军区康定分区侦察科席科长带558团一部，共三个营两个连的兵力，分别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开进。

9月19日，我军进入懋功县城，却几乎未见一匪，未发一枪。昔日沸沸扬扬的数万土匪，转眼间全都不见了踪影，留下了一座空城。

重新解放懋功不几天，懋功县委派往沃日等地的工作组，先后惨遭土匪杀害，数十名工作队员在各地连一个回来报信的都没有剩下。

紧接着，近万名土匪，在刘野樵和女匪首杨孙永贞（藏名阿斯曼）等人的指挥下，突然从四面将懋功县城重重地包围了起来。

此时，懋功县城仅留下茂县军分区门国梁副司令员所率的三个严重缺员的连队担负坚守，200名左右干部战士要对付来势如此凶猛的万余土匪的进攻，显然势单力薄而且，整个县城既无据守的城墙，又无牢固的工事。

男匪首刘野樵、女匪首杨孙永贞都是极凶残的亡命之徒当年，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时，重庆各界人士为了庆祝《双十协定》的签订，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国民党特务到会场捣乱，并当众殴打郭沫若、李公朴等著名人士，为首的就是特务头子刘野樵！重庆解放前夕，他逃往成都，被蒋介石、毛人凤封为川康游击根据地“副总指挥”。

成都解放后，刘野樵与惯匪罗厚义窜人懋功，自封“反共联盟军”总司令，并亲手刻了一枚大印，到处封官许愿，与周迅宇争地、争功。

经过近三天的顽强坚守，部队伤亡过半，而土匪，不仅占领了县城后面的唯一的制高点高家山，而且，城北和城东都已经有数千土匪冲进了城内，眼看县城已无守住的希望，门国梁副司令员最后不得不带着仅剩的一百余人趁着黑夜，从城里突围。

人民解放军被迫第二次放弃了懋功城。土匪第二次重新占领懋功县城的当天晚上，台湾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即向全世界发布：“数月来，总体游击战争已取得卓著成果。今天，我三边绥靖反共司令部’刘野樵、杨孙永贞部再次收复了懋功县城……。”

9月20日，川西军区党委决定，再次派军区副参谋长温先星偕同川西军区555团，由西康省宝兴县翻越夹金山，直捣懋功。

当温先星、罗志敏所率部队向懋功进发的同时，川西军区电令突围后退守懋功以西丹巴县境内的门国梁部整理部队，回马懋功予以配合。

温先星、罗志敏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后，经美诺沟，直插懋功城下，与门国梁所率的部队以及临时配属的康定军分区558团，于1951年1月29日再一次解放了懋功县城。这时的懋功县情形与前两次几乎完全一样，沿途及到达懋功城下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懋功城内，也仍然是没有遇到一个土匪，城内居民及店铺也全都紧闭。

其实，这是又一场更加血腥的争夺战正在策划之中。这一次，主谋又是杨孙永贞。

杨孙永贞是土司斯道尔顿·王谦（汉名杨春圃）的老婆,又是国民党懋功县长的义女。

她参加军统后，1949年夏秋之际，又到成都参加了蒋介石培训匪首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训，受到蒋介石接见。蒋介石还指使王陵基以“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发给她步枪一百支、子弹三十箱。成都解放前夕，她潜回懋功。朝鲜战争爆发后，她以为正是“复国”的最佳机会，于是代行其夫“反共救国军第一总队”少将司令职权，她选择离县城27公里的达维乡作打响第一枪的地方。

一天，解放军驻达维镇一个排的战士和几名工作组成员正围坐在火炉旁学习文件时，突然闯进来一名汉人，气喘吁吁地说：“解放军啊，我卖烟的钱被土匪抢走了。”

排长何玉清忙问：“在什么地方？”

那人指了指西面，说：“火草坪，离这里不远，顶多两里路。”

“土匪有多少人？”

“没几个人。”

小李等三名工作组成员随那“汉人”去了半天，不见回来。排长和工作组长觉得不对劲，于是派一个班前去接应。

这个班一出达维镇就遭到了匪徒的伏击。全班战士没来得及拉开枪栓便纷纷倒在雪地上。

杨孙水贞等匪就是踏着这殷红的鲜血杀进了达维。

解放军仓促应战，由于寡不敌众，全排战士除排长何玉清受伤被俘外，其余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杨永贞下令将何玉清绑在栓马柱上。一名土匪用尖刀挑开他的脑门，灌进酥油，然后塞进一根细松木作灯芯。何玉清痛昏过去，又被用冰雪擦脖子弄醒。

“点天灯！”杨孙永贞残忍地下令。

土匪点燃松木，何玉清痛得惨叫，杨孙永贞却在狞笑。

与驻达维镇的解放军电讯中断三天后，罗志敏感到事态严重，当即建议派一个连前往侦察。

这个连出懋功不久又失去了音讯。

部队正准备增援达维时，有几个商人来报：“达维附近战况非常激烈，杨孙永贞的人马不下七八千人。”

温、罗、门立即决定大部队撤出懋功县城，倾师东进，火速增援达维，在城内只留下一个连的兵力。

部队到达维附近时，天近黄昏，突然间号角四起，五六千土匪从雪地里钻了出来，顿时枪声大作。

天很快就黑下来，温、门二首长决定就地固守。

这时，杨永贞率领多股匪徒，星夜奔袭懋功县城，凭人多势众的优势和城内的反动基础，又夺回了县城，并“任命”张绍成为县长，同时派人去迎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懋功时逃到绰斯甲森林的周迅宇回懋功。

刘野樵听说懋功又被杨孙永贞占领，立即赶到县城。

周迅宇一听说刘野樵已先期窜入，怒不可遏，大骂“癞皮狗”，决定派傅秉勋、周勉之、邓戈夫三人代表自己回懋功，一则指挥“反共游击战”，二则驱赶刘野樵，并加派两个营的兵力，驰援懋功县城。而他自己，却远远躲在被土匪夺回的靖化城观变。

懋功县城的第三次失守，惊动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毛主席亲自过问西南的剿匪工作，要求“为干净剿灭西南地区残存匪众而奋斗”。

根据四川土匪猖獗的情况，西南军区于1951年1月发出剿匪指示，强调必须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

为此，西南军区要求主力部队抽调干部，充实地方武装的领导，加强对仓库和交通线的守护，维护城市治安，并注意防止和镇压土匪的各种骚乱和破坏活动，以保证土改、镇反运动的顺利进行。

1951年2月初，川西军区调集十三个连对懋功匪乱予以进剿，3月中旬又增加二个营参战。至4月中旬，平息了这一地区的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副总司令刘野樵以下土匪3000多人。接着，川西军区在全区加强各级剿匪组织和剿匪武装的建设，提出“肃清匪特，保卫胜利果实”的口号，发动群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清匪立功运动。

1951年2月15日，毛泽东在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是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清匪委员会，保有清匪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相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批示精神，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新的剿匪指示，要求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的经验。此后，西南各地普遍组织了各级清匪委员会和清匪小组，在情况复杂的县区接合部，还成立了清匪联防指挥所。此外，主力部队及县区武装普遍组织了便衣捕捉队，发起“捉匪首运动”，不分地域地追捕匪特。仅川西军区就组织了186支捕捉队。川南军区内江军分区的侦捕小组，翻越二郎山，往返2000多公里，在康定、犍为捕获土匪纵队司令李明清等7人。西昌的彝族群众将西昌、德昌匪首姚质彬、邹永禄和匪团长姚膺松捉住，送交解放军。此外，西南军区还派出大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结合减租减息、土改和整顿人民武装等中心工作，领导民兵清匪。1951年，川康两省共歼灭“川东北游击第十纵队”司令黄天祥以下土匪7.77万余人。云贵地区共歼灭匪特13万多人。被土匪盘踞一年多的贵州册享、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也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地区剿匪部队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又在川西北进行了两次会剿股匪战斗。这两次战斗，由西南公安部队副政治委员郭林样和茂县军分区司令员张行忠负责指挥。一次是1952年7月，调集九个团（欠两个营)和两个山炮营、三个无坐力炮连，共2.1万多人，发起黑水战斗。历时一个月，歼灭受台湾特务机关指挥、得到台湾空投接济的傅秉勋匪部3000多人，仅有少数匪首漏网。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四个团又两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南北夹击盘曙在川西北草地的股匪，将其聚歼。

在对土匪实施军事进剿时，西南地方政府组织的民族工作团随军跟进。每到一地，民族工作团即召集头人和土司开会，揭露匪特谣言，宣传剿匪方针和民族团结政策。对某些有窝匪助匪行为的头人，采取既斗争又团结的方针，帮助他们与土匪划清界限。黑水头人苏永和、草地土司华尔功臣烈，在剿匪政策和民族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两面应付的态度，交出所庇护的重要匪首周迅予、何本初等人。四川凉山地区的大小头人也主动交出所匿的匪特40多人。至此，流窜于西南边沿地区的股匪基本上被歼灭。

经过1951年至1953年的清匪斗争，川康云贵4省共歼灭残匪24万多人，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资料来源：

《剿匪大纪实》